2011年5月29日

魚缸裡的詩




奧,是這樣的
我後來也放了一首詩在魚缸裡
雖然已經很久沒有養魚了
我一向是這樣厚待她們的

總要讓水軟密含詩讓魚穿游過詩
讓粉紅色的 已經跳舞? 與水流舞成翩翩
而一旁,魚跳舞在包含她的那個空間

總要讓粉紅色噪音在魚缸裡造成聲響
讓搖晃的律動擊成韻腳
但是魚有耳朵嗎?
如果魚聽不到詩詩沒了聲音,還成詩嗎?

就在我這麼苦惱的時候
缸裡的魚竟一隻隻地少
一隻隻地跳出缸外自殺了

是因為詩
讓魚懂得了傾斜、承認和途徑?
我趕忙將粉紅色的詩句從魚缸裡收起

某事已經發生
魚和我,繼續跳舞在包含我們的空間

2010年5月10日

玉蘭花開



B院子裡的玉蘭花開讓我們都非常驚喜。

這株小樹一向枝弱葉枯零零落落,讓我們都以為她隨時要死,事實上我們也一直不是很關心她,長得既不好看又沒名沒姓,實在很難對她產生什麼樣的想像或期待。可是竟然就在這陣子,整株樹神奇的豐盈蓬勃,並且結出一顆顆飽滿的花苞,我們這才驚喜的發現,原來這是一株玉蘭花。

這讓我想起電影《惡女花魁》裡,一直覺得身困藝妓坊的青葉許願一旦院子裡從未開花的櫻樹開花,她就能離開換得自由身,影片末尾,那棵櫻樹真的開了花,而她也真實清楚了自己的心意,才恍然自己輕易能夠離開,彷彿心意清明即是自由。

我跟B過去兩年來就跟這株玉蘭花一樣,生氣厭厭,各自陷在自己的感情困局,彼此對自己對對方都感到哀怨與無奈。可就在花開的這個時節,我和B的心境,在經過整整兩年的時間磨洗,竟也都臨到某一個門檻前。門外的風景望出去是一片開闊,儘管方向不明道路待闢,至少不再是四面圍堵進退無路。

玉蘭花開彷彿是一個諭示,宣告著我和B都即將跨越這道門檻,擺脫長達兩年內心自禁的堅牢;同時我相信這更是一份祝福,祝福B的心不再受情苦的錯結盤繞而遮蔽而麻木,又能再度感受生活裡其他人其他物給出的愛與喜悅,並能再度付出愛、與人連結。當然也有一份對我的祝福,祝福我能更懂得愛,因而自由。





離開B家前夕。前所未有的盛開,是對我倆最豐盛的祝福。









2010年4月25日

孤單想念

她的店裡總是放著廣播。

還不認識她只是到她店裡買晚餐外帶的時候,等待的空檔我總是會站在店門口,就是為了隨機聽一點廣播送出來的歌。上了一天的班,下班之後開著我沒有音響廣播的車回到獨自居住的村莊,下車買晚餐的同時就能聽到音樂是一股微小卻安穩的撫慰,而且因為等待外帶的時間很短,頂多只能聽一兩首歌,很像抽籤,不知道當晚會從哪裡開始,悲傷還是輕快、濃綢或者清淡。我還記得有一次廣播裡剛好是陳綺貞的歌,哪一首已經忘了,我很像抽到一張好簽般雀躍得跟著唱了起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發現我在唱,但是後來好一陣子她的店裡竟然暫停了廣播,改放起陳綺貞的專輯。那對我也是快樂的事,好像把簽筒裡都偷偷換上好簽。

其實站在店門口不僅是為了聽音樂,也想偷偷薰染一些店裡溫暖的氣氛。之所以會每天去這家店買晚餐不做其他選擇,是因為第一次去就讓一個好像媽媽的阿姨招呼,阿姨說豆干是她自己滷的,蔬菜是自己家裡種的,我好想吃媽媽做的菜於是買了豆干跟蔬菜,她一邊煮又多加一把四季豆進去說要請我:「這也是自己種的,試試看」

後來發現顧店的其實是阿姨的女兒,她不像阿姨,不太主動跟客人打招呼,我也就站的遠遠的專心聽音樂。不知道是不是我每每守候門邊行止怪異,她很快也開始招呼我跟我說話。當她知道我在醫院上班、一個人住,每天晚上見我到會一邊招呼我:「下班啦!」一邊主動幫我夾豆干洗青菜,有時都不禁錯覺成返回家門讓家人問候開火煮晚餐。

甚至當她發現我固定只吃豆干跟蔬菜,懷疑我這樣吃得飽嗎竟然不多收我錢要幫我加菜。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候她們家熱騰騰的晚餐和煮食的人情是如何餵養滋補著我當時衰弱的身體和乾癟的內心,拎著充滿家人情份種植/ 烹煮出來的晚餐,我要返回一個人冷清空蕩的家。扭開桌上的檯燈,在電腦裡放入電影或連上網看一集日劇,掀開盒蓋,她們家的晚餐熱氣騰騰冒起,彷彿把店裡的溫暖也打包帶了回來瀰漫進我冷寂的世界。

跟她很熟之後,她常看我疲倦留我在店裡吃:「先吃,吃飽再回家」也任我在店裡趴著睡著,睡醒之後就待在她們店裡看她們工作聽一整晚廣播,不用再抽籤。工讀生U是個很想談戀愛的小男生竟覺得我是正妹,總是很好笑的對我獻殷勤,老闆常糗他:「她是姊姊吧」;K是大嗓門直快女生常在老闆耳邊沒完沒了,逼出老闆底線對她下閉嘴令;C是甜美能幹的小女生總是叫我「姊」,她常跟老闆沒大沒小,跟她抗議的時候還會打她屁股;J能幹貼心,小小年紀就懂事到讓人心疼。她與這些工讀生之間有一種很奇妙的亦公亦私的情誼,是老闆也是姊姊,我看在眼裡,看懂她包裝過的溫柔,也貪賴著享受店裡如兄弟姊妹般的溫馨歡鬧。

這些回憶在我心底結晶成堅實的發光體,好像能照亮我回家的路。後來我離開花蓮,當我告訴別人我的家在花蓮時,心裡螢螢發光的家竟是吳全農舍再要加上這裡。

這幾天又回到她的店裡。她的店早已經重新裝潢過,不再是窄小擁擠的工作抬、搭出來的水槽、嵌入牆壁節省空間的爐子、可以讓我躲在裡面高高的吧臺。雖然更明亮、更寬敞;雖然當初她裝潢的時候我也參與了意見,可是我就是好想念那個時候的店、那個時候的人…當時那些工讀生們現在只剩下C。U跟K畢業了,J打其他的工只是還會常常回來吃宵夜看老朋友,可是連C跟J這學期也要畢業即將離開花蓮。

她的店裡還是放著廣播。只是細細的聽,廣播裡的歌曲已經都陌生了...

那天晚上是熟悉的C工讀,剛好打烊前J回來店裡吃宵夜,於是他們和她又像以前一樣聚在一起了,也像以前一樣,他們吱吱渣渣說著撒嬌的話,她安靜裝酷。就在那一瞬間我幾乎就要哭出來,整整兩年,似乎是同樣的空間似乎是一樣的人,兩年的時間眼看要被折疊起來,把我們都貼回兩年前的原點…可是這首這星期以來她店裡廣播不斷打著的歌突然被收音機吐出流瀉在我們之間,洩露出時間畢竟挪移人心終究改變的現實與我的悲傷。那一刻我心裡堅實發光的「家」瞬間粉碎了,世界又突然變回四面曠野寒風呼嘯。那刮風那粉碎都只在我的世界,為什麼,要尋一個家對我來說竟如此困難...


從此我開始 孤單想念

想你時你在天邊
想你時你在眼前
想你時你在腦海
想你時你在心田

寧願相信我們前世有約
今生的愛情故事 不會再改變
寧願用這一生等你發現
我一直在你身旁從未走遠




2010年1月28日

Barbara Hammer的同志情慾影像檔案

傅柯(Foucault)從臨床醫學談凝視與權力,認為醫生對病人的注視是權力的施展,因此「觀看者的凝視也就是主宰者的凝視」。約翰.柏格(John Berger)在1960年代提到:「男人看女人,女人看著男人眼中的自己。」亦即女人在父權社會無所不在的男性觀看中成形,無能抵抗。在大眾文化裡,女體向來是一種景觀,直到1980年代中期,男性情色形象始出現在廣告上(如牛仔褲廣告),這些形象源於男同志的情慾主張,而男體的展示卻恰好與「男觀看/女被看」的異性戀父權社會的文化符碼相矛盾。

拉岡(Lacan)進一部將凝視(gaze)與「觀看行為」(act of looking)區分開來,觀看是主體的行動,凝視則來自被觀看的客體/他者。換句話說,主體看著客體,客體卻已反過來凝視主體,只是主體無從察覺。拉岡認為兩種「看」的位置不一樣。在今日,一方面女性主義與同志運動藉著提高「被觀看」的醒覺,確立之於主流世界的他者位置(例如,自稱“酷兒”,原地翻轉 queer 汙名),而能在集體層次上產生對於監控主體的反抗的凝視(如酷兒凝視)。另一方面,相對於男性/異性戀者主宰地觀看並設置被觀看的(女性/客體)身體以投射慾望,女性/其他性取向者要成為欲望主題,要對彼此發出情慾的觀看,並召喚情慾的視線,讓身體不再是靜止的景觀,而是具有能動的裝置,生產慾望。

電影導演芭芭拉.漢默(Barbara Hammer)就說:「我是個可看見的(visible)女同志」。她所拍攝的電影幾乎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要用影像紀錄女同志身影,為女同志做傳;並運用影像與聲音的剪接、配對,辯證觀看與慾望生成、主體建構的關係。

《柔情自白》(Tender Fictions,1995)即是她要“讓人看見”的自傳紀錄片,片頭就打上「在別人為你做傳之前,為自己做傳」,她也發現她所閱讀並影響她成為藝術家的傳記中沒有一本是關於女同志或由女同志所寫的。 她開始尋找女同志,小時候紅極一時的童星秀蘭鄧波兒影響著媽媽對她的期待,她一邊搜尋秀蘭鄧波兒一邊配上改了詞的兒歌「哪裡有女同志?哪裡有女同志?她會是嗎?…」媽媽帶她參加表演課程並帶去試鏡,漿過的白上衣、黑皮鞋、百褶裙,一個男人坐在橡木桌後審視她。年幼的她自己卻想像過男性的形象,11歲時試圖模擬自己有鬍子,那是她第一次扮裝,搭配的畫面就是成年的她在鏡前為自己貼上各種鬍子。可能會是讓人觀看的女明星,如今卻成為以鏡頭生產慾望、凝視異性戀霸權的女導演,好像表現女人命運的戲劇。

「在自己尚未與他人敵對之前,不須發展自傳,她並未感覺自己存在於他人之外,並不感到需要對抗他人」她曾經與男人結婚,但也有不想當媽媽想留在家中畫畫的心情,接著用專家分析離婚率的旁白完成她離婚的敘事。在旁白說「離婚綠過高是女性不滿足」時,她將自己疊印在電視專家上,彷彿身在電視中回望觀眾(正是我們)調皮的點頭。或者是疊印一個說著「婚姻是沒什麼可期待」的受訪婦女的影像,她疊在別人的畫面上輕鬆的吃著蘋果、或者回頭去親吻女人的影像…

1968年她參與校園反低工資遊行時,還不知道同志運動甚至沒聽過女性主義。三十歲時她加入女性解放組織,才認識了女同志朋友,在她跟一個女生看電影的時候,因為大腿膝蓋的緊靠突然感到情慾高張。當晚,她們一起回家,整晚沒睡隔日一起看日出。

「如果女同志看著那女人,她可能看到女同志看見她」女人看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女人要她看她。女同志情侶間的主體性,是否比異性戀情侶間更為對等,情慾流動間是否更少些權力的干格?芭芭拉似乎企圖辯證這件事。交往女朋友之後,她開始用攝影機拍攝她的情人,或者互拍,從錄下的聲音聽出,她與她的情人討論鏡頭裡的影像,彷彿用鏡頭互動,互相觀看。

片中她反覆咀嚼這句話「女同志主體是雙重主體,我是一對女同志情侶(I is a Lesbian couple)」但她同時也疑惑是否這就表示沒有任何獨立性,表示在完全彼此依賴的關係中?她回頭檢視自己與母親的關係、自己與女人的愛情關係。她用雙腳夾著一面鏡子,低頭用攝影機凝視鏡中的自己;她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斷拍著鏡中反射的自己 :「我是個女同志嗎?」她困惑為何看著那些女人卻看到自己,就像拍攝者將攝影機對著對方卻看見自己。但是當她和女性友人泡咖啡館時,男人的視線卻如單向的光束直射向她們,沒有召喚沒有邀請:「那些男人在看呢!」「因為男人看著能娛樂自己的女人,男人喜歡,就是這樣。」

芭芭拉後來找到了彼此承諾終身的伴侶並決定結婚,在要去辦結婚登記的路上,她持續拍攝,而仍然時常將景框移到後照鏡裡拍攝的自己。 這一次,在一張張她與伴侶互相凝視的照片中,她肯定的說「我是一對女同志情侶」。觀看對方,同時觀看在觀看的自己,好像彼此照著鏡子分享異同,她相信「女同志會互相複製,特別是在長期關係中」,而互相建立出彼此共享的「雙重自我」(a double self)。放在群體的脈絡上,女同志的自我認同與身體想像也是在書店、酒吧互相觀看、映照中分享出來的。

倘若女同志社群內的互相觀看建構認同,當現身在一般公共空間,讓異性戀者/社會秩序監控主體所觀看又是為了什麼?芭芭拉在這邊表達的很清楚,是要進入他者的經驗而能產生反抗的凝視:
「我是一個可被看見的女同志」
「我們在這裡,我們是酷兒,你們最好習慣我們..」


如果自古典時期以來,壓制是連結權力、知識和性的基礎,我們必須付出相
當的代價,才能自其中解放,這個代價將大於違抗法律,解除禁忌、發出話
語,在現實中重新定位歡愉,而權力機制必須重新分配。 --Foucault

芭芭拉有意識的要讓女同志顯影、為女同志做傳。只有口述(自述)歷史,人死後便會被異性戀大歷史所吞噬,唯有將同志性活動放入歷史脈絡裡,並顯影在電影膠片上,或是寫下、出版,才會被公眾記憶或承認。她在1992年完成的《硝酸鹽之吻》(Nitrate Kisses)便毫不遮掩的紀錄同志性活動,彷彿要將它們做成歷史檔案。影片分成三個群體,分別是年老女同志、男同志與集中營歷史裡的女同志。

女同志之所以在歷史上消失首先因為是女人,然後是因為同性戀。她訪問了多個年老的女同志,其中一個回憶母親曾經如何告誡遠離同性戀女人,她卻去尋找那個女人因為感覺到自己的傾向,而她在這樣的陰暗中活了77年。她憂傷的訴說著,導演卻在畫面上配上兩個年老的女人在陽光質地的光線下愉悅的互相擁抱撫摸親吻,彷彿要將攤在陽光下自然的愛戀與歡愉還給被剝奪的一生。

那些阿麼級的女同志回憶她們的第一次心動第一次性經驗,有老師、朋友鄰居還有媽媽的朋友,也有一直處於暗戀掙扎,無法接受自己的身體無法接受性的;她們如何在社會中生活,承擔什麼角色…曾有人要拍攝女性勞工的影片,卻排除單身女同志的身影,儘管是她的故事,而只呈現有家庭、子女的婦女影像…身邊許多男同志友人死於愛滋…她們所說的故事沈重幽暗,導演卻在畫面配上這些回憶著的阿媽們在明亮寬敞的大廳像一般婦女聯誼會一樣歡聚跳舞,布滿皺紋的兩副臉頸貼近斯磨,好像隱藏一輩子,終於在陽光下輕鬆相擁共舞。

有一個阿麼提到其實年紀也是問題:「女同志社區歧視老年人,我常覺得我不被看見(invisible)。」畫面上,那兩個年老女人做愛的過程仍然繼續著,就在鏡頭前面,脫下襯衫、內衣,從愛撫、口交到指交,還有臨近高潮表情的大特寫。要讓觀看的人不能忽略不能視而不見,年長的女人也有性慾,也能愉悅的享受與女人的性愛而得到高潮。

數個世紀以來,劇場其實成為男同志滿足情慾的涵管,藉著聖經戲劇(如索多瑪)、古希臘戲劇等,角色僅著丁字褲以性感展現身體的方式,讓男同志能合法的觀看男性身體,偷渡對男體的想像與慾望。

因此第二段呈現古希臘戲劇的影像,並將之與一對黑白男人坐在床上親吻嬉戲做愛的畫面交叉剪接在一起,並將戲劇中多個“觀看”的畫面與做愛畫面剪在一起,藉著相對視線(如俯視觀看剪接俯拍做愛)同時搖鏡模擬視線移動,讓各種戲劇(包括舞台劇、電影)中的眾男人們齊聚觀看著這一對男人做愛。

不論是古希臘戲劇中的演員還是gay bar的扮裝皇后,扮裝、表演是對身體的一種醒覺,「當有人注視你可以清楚意識到」、「這些男人注視著對方,在鏡頭前變得非常誘人,他們擺出誘人的姿態渴望被注視」,換言之,這個看與被看過程中,觀看的一方生產慾望,以性感肉體方式表現自己的(被觀看的)一方也在生產著慾望,彼此因而都是慾望的主體。

好萊塢在三零年代實行電影檢查制度,頒佈數項製作禁令,包括禁止黑白人通婚情節、同志影像等,從那時開始直到1961年,同志影像便遭到全面封殺,1961年之後儘管放鬆允許出現同志情節,仍要求自我節制,也就是說同志可以出現但最後要受到懲罰。對於強調同志性活動影像進入公眾視聽的政治性,甚至將之視為檔案的芭芭拉而言,封殺同志影像就是在消滅同志歷史,因此,她特別將這些禁令放在黑人白人兩男同志做愛時的陰莖大特寫畫面上,很像在咒罵這些條例,此舉與比中指異曲同工卻更有過之。

芭芭拉不斷的拆解大歷史,要解離出大論述裡面同志的異質經驗,第三個段落裡,她們從文獻中回頭發掘集中營裡的女同志身影。所收集到的檔案文獻幾乎都是異性戀女性寫的日記,而她們驚訝的發現,其中所描繪的女同志都被歸類為T(butch type)及反社會者(asocial),並認為T模T樣的女人大概都是罪犯、娼妓、反社會人士。納粹時期,德國女子會因為同性戀成為反社會而被關進集中營。

「猶太女子或政治犯的女同志戀情被認為是另外形式的愛,屬於柏拉圖式的;“有肉體關係的女同性戀”則與 罪犯、娼妓、反社會者有關,才真叫人噁心」 這些德國女同志較之猶太異性戀女子處境或許更加孤立,因為甚至同關一室的其他女性都排斥嫌惡。這一段的影像穿插著黑白的奧茲維茲與兩個短髮前衛金屬裝扮女人的做愛畫面。

德國納粹時期的男女同志們,既不受國家種族保障,也無關政治正確與受迫害的集體記憶與歷史論述,「沒有人關心他們的影像,即將無可挽回的消逝」,所以芭芭拉要透過文獻看見她們,要在膠片上重現兩個變裝女同志做愛的畫面,彌補歷史的缺口,也彷彿在安慰古今歷史裡所有不被瞭解不被看見壓抑寂寞的渴愛的靈魂。

2010年1月21日

無法寫東西的病

一開始是無法寫網誌
僅剩不得不的報告
到現在
連其實已經逾期的報告都不想寫

好像是緊閉著嘴不想說話
不想向世界交代於是無法寫網誌
不想跟老師說話於是無法寫報告

我現在上來重新練習
噫噫呀呀發出聲音
能不能快點復元這個病
不被遺忘也不要被當

2009年8月11日

一首歌帶走

想聽你彈首旅行的意義
想念我的時候
我在遠方便能與你有共同的旋律

2009年7月4日

電影催眠術

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在其初試啼聲的「歐洲三部曲」中,如寓言般呈現近代歐洲的灰敗命運,包括二戰後的殘破與認同錯亂、黑死病肆虐與人為制度的迂腐、社會崩毀造成的犯罪與殺戮等。特別的是導演在這三部片子中都摻入「催眠」這個敘事元素,並因此運用某些影像手法,模擬催眠的意識狀態,藉以操作電影的催眠隱喻。首部曲《犯罪份子》(Element of crime, 1984)中,主角尋求催眠治療試圖釐清記憶的虛實錯亂。催眠展開的回憶裡,偵探費雪正偵辦一樁連續謀殺案,為了解開迷團,試圖深入兇嫌的心理,以預測後續的犯罪行動,然而他卻在催眠展開的意識中,交錯經歷自身經驗、幻想與兇嫌的經驗,終至完全進入內在封閉意識,脫卻與現實外界的勾連,不再確定自己是誰 ;《瘟疫》( Epidemic, 1987) 導演、編劇演出自己,但虛擬一個《瘟疫》的拍片計畫,講述歐洲流行著可怕瘟疫,一個年輕醫師不怕被感染執意行醫,最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帶原。劇中導演為說服製片支持《瘟疫》劇本,邀請讀過劇本的人在鏡頭前現場接受催眠,製造出被暗示的植入的瘟疫經驗與記憶;到《歐洲特快車》(Europa, 1991) 整部影片的旁白即催眠指令。彷彿處於催眠狀態的主角德裔美國人凱斯勒,回到二戰後的德國想要有所貢獻,卻不意捲入納粹地下游擊份子與美國軍情系統之間,擔任臥鋪車掌的凱斯勒,在轟天巨響的火車大爆炸裡,催眠倒數聲指示了他的死亡。催眠旁白暗示主角彷彿正被催眠,同時也暗示觀眾的觀影經驗或如催眠,創造一種敘事內外雙軌平行的意識拆解。

用於探索人類內在深層心靈的催眠,之所以能在電影內形成類似拆解封閉敘事的手段,是否表示電影與人的內在意識某種程度同質而能相通?本文將以處理潛意識象徵的精神分析榮格學派的理論為路徑,試圖理解催眠、意識與電影,以及「歐洲三部曲」裡影像處理。

根據精神分析,我們對現實(reality)的感知很大一部份位於潛意識面(unconsciousness),深藏於意識門檻之下,藉著瞬間的直覺、恍悟,或者夢,才會被我們所覺知(aware)。在夢中,它的面貌不是理性的思維,而是象徵的形象(symbolic image);不是直接陳述,而是以隱喻(metaphor)間接的表達 。換言之,心靈(psyche)的基本存在模式不是言語,而是形象,若以理性思維與語言企圖理解、詮釋,勢必在轉譯過程中喪失恣意的直觀或「神祕參與」,這卻正是潛意識聯想的光暈,原始心靈的寬闊。 因此,精神分析師運用催眠試圖窺見潛意識層面的心靈運作。意識就好像持手電筒狹小照亮之處,廣袤的心靈乃是深淵,黑暗一片,黑暗之處是潛意識或者遺忘,而催眠就好想星火的觸媒,引亮那些「已忘掉的」、「被壓抑的」記憶,讓意識的幅度擴大。

電影操作視覺與聽覺刺激,正可類比於人類心靈以形象運作的模式,如同西班牙導演布紐爾(Luis Bunuel)所言 :「一部電影就像是夢境的模仿…如同夢境中影像的出現或消失,時空富有彈性,可以隨意縮短或擴展…電影發明出來似乎就是表達潛意識生活的。」雨果.毛爾洛佛(Hugo Mauerhofery)在1949年《電影經驗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Cinematic Experience)指出電影情境與夢有許多共通之處:「睡眠中,我們製造自己的夢,在電影中我們經驗一個已經製成的夢。」 夢是將含有許多來自潛意識的「夢思」素材的潛隱(implicit)內容,轉換成外顯(explicit)內容,而以形象表現出來的一個過程;電影的技術,例如畫面的疊印和互溶則模仿了夢的轉換運作,例如「凝縮作用」(condensation)。「凝縮作用」意指潛意識裡的夢思素材為避免社會價值內化的「超我」(superego)發動自我審查,而被凝縮或重新組合至面目難辨,以免誤觸自我防衛的警報系統。

《歐洲特快車》便運用了許多影像技術,例如色彩:以黑白色調呈現夢境的昏寐,彩色情境表現醒覺回甦;又例如疊印:任車掌的男主角凱斯勒在臥鋪車廂初遇凱瑟琳為她鋪床那一場,兩人在畫面的一前一後,而前景與後景分開拍攝再疊印,使得兩人雖然在同畫面中卻呈現不同的影像質感,在那場戲的談話裡,前景的凱斯勒陳述自己欲回饋祖國的單純心境,在影像上彷彿另一時空的後景的凱瑟琳聽後幽幽的說:「這聽起來像是從很遙遠的地方傳來…」用這樣的影像處理,模擬夢境的作用,很直觀的以象徵的形象展現內在經驗到的距離與虛幻。又如納粹游擊份子安排小男孩坐上臥鋪車刺殺美國人任命的新市長那場戲,掉到地上被市長看見的子彈突然放大變形且是畫面中唯一的彩色物件彷彿驚詫的市長的內在主觀知覺,後景的市長則被壓縮的扁小,這種不合物理邏輯的視覺經驗不必依恃或得證於外界現實,反倒更真實的再現心理經驗。當小男孩開始對市長開槍,市長的影像彷彿在一張螢幕上,小男孩對著螢幕開槍,而螢幕上市長中槍,螢幕使得暗殺場景變得曖昧多義,雖有時間上的共時性,卻可能是隔絕的空間,它可能暗示不只是一地一事,也可能再現著心理經驗的隔絕感與不真實感。導演拉斯馮提爾曾說過《歐洲特快車》是卡夫卡《美國》這本小說鏡像似的反照,同樣充滿幽暗的氛圍,同樣是無知熱情的少年對新世界的體會與探索,影片藉催眠的敘事設計與模擬夢境的影像處理,暗示主角進入卡夫卡式的夢遊,批判美國的無知與歐洲的夢囈狀態。

《犯罪份子》在主角費雪請人將他催眠後展開,因此整部片其實都是催眠之下的意識世界,影片也運用聲音、影像營造一個人封閉的內在意識,例如偶爾插入的畫外音乃是催眠師的指令,因此雖然不存在費雪當下身處的環境之中,費雪卻聽的到,一如觀眾聽的到;例如片末費雪迷惘開始想醒來那一場景,畫面左下角用疊印的方法,突然閃現一個杯子落地碎裂的影像以及同時的破碎聲,讓觀眾能清楚的覺察正在觀看費雪的意識世界,而外界若發生什麼事件還是會被費雪知覺到而交疊進入其意識世界;又例如昏黃的單一色調、時空跳接,與許多充滿象徵意涵的超現實場景。

榮格學派不僅關心個人潛意識,也討論集體潛意識:集體潛意識便是關於文化象徵,由整個社會的人所共享。而對潛意識的認識,關係到誠實的自我反省,能影響整體社會的集體道德觀念。以此觀之,「歐洲三部曲」以催眠形式與夢境般的電影氛圍,終究能邀請觀眾參與歐洲文明的集體潛意識,如解夢般,傳遞更為深刻的省思、批判力道:

第一個集體潛意識是關於信仰。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後,理性擴張,而與原初心靈分裂。當人們用理性隔絕潛意識的同時也隔絕上帝,因為上帝是藉著夢和靈動,而非人的語言來說話。在《歐洲特快車》裡,凱斯勒問神父當戰時雙方都信仰上帝,上帝該護佑哪一邊,神父回答上帝都會護佑、上帝痛恨不選邊的人;片末凱瑟琳也指控凱斯勒有罪,因為他不選邊。映照二戰時期彷彿上帝已死般荒涼的人世,信仰的討論在本片意有所指得諷刺其空泛、無著,救贖早已是人借上帝之口,而上帝早已失去超然安慰的力量。

心理分析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陰影(shadow)。個體意識心靈所投射出來的陰影面,亦即性格的潛意識部份,包含隱晦、壓抑或邪惡的部份。意識面的自我(ego)與潛意識面的陰影之間,關連緊密而衝突。這種衝突表露在原型英雄與邪惡力量的對抗中。換言之,理想主義同時有剛愎自用的負面力量:當自我感受到崇高,代價卻是自我欺騙,相反的,如果能接受或承認隱藏的犯罪意向,或許才能使自己成為更完整的人。在這三部片子中,主角都自信而理想主義得希冀矯正扭轉眼下所見的所有錯誤,然而當他們執善時,事情卻更加謬誤。導演彷彿也在探討著這樣的歷史辯證。

另外一個集體潛意識是動物的象徵。動物主題通常象徵人類的原始本能(instinct),人性裡的「動物性」。本能融合到人類心靈是多麼重要,這些本能非善也非惡,僅是自然界的一份子,神祕卻與人類生活並行不悖,並且形成人性的基礎。因此在《犯罪份子》裡不斷的殺馬,暗示人們壓抑、否絕了本能,並因此喪失人性,同殺人相去不遠,正如馬屍是與被兇嫌殺害的女孩屍體並置的。

以上述「歐洲三部曲」作為例證,電影藉催眠這個形式假想、模擬了心靈空間,開闢另一種關於「真實」(非寫實)的參照與指涉,這或許會是一種質變,使電影創作空間再多了一個維度的自由。